文艺批评 | 王升远：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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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6·08

编者按

大历史中的小生命究竟应该如何记录，“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在近些年的战争时期日本文学与思想研究和学术讨论过程中，王升远老师发现对历史、文化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若无法深入到历史深处的细节层面、历史叙事的褶皱区的话，便往往只能看到浮泛的皮相，而看不到深层的骨相。王升远老师从战争史叙事中消失的“人”这一角度出发，深入历史细节探问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军队内部的阶层问题等层面权力结构生成的复杂场境，并结合二战前后日本知识阶层的境遇和抉择思考历史与个体的关系。同时王升远老师进一步指出为了防止在无止境的概念、术语、体系生产中弄丢历史中的“人”，我们需要在细节层面读出史料文献所负载的历史信息，从底层世界、周边视角重审那些我们习焉不察的“暗默知”与宏大叙事，进而拓宽对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认知和阐释空间，从而能够在既有认知的基础上有实质性的推进，增进对历史空间的想象力，在迂远的理论之外，看到那些丰富、具体、有温度的生命，听到那些主流叙事压抑的悲戚之声，感知到那些“为抽屉写作”者的灵魂之怒。

感谢作者王升远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升远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

的爱情与生命

战争史叙事中消失的“人”

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做战争时期日本文学与思想研究。随着研究的推进，愈发深切地感受到，对历史、文化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若无法深入到历史深处的细节层面、历史叙事的褶皱区的话，便往往只能看到浮泛的皮相，而看不到深层的骨相。如果我们只能以一些笼统的主义、思潮、口号回应历史和文化问题，那么除了制造出一些迎合民众的异域猎奇心态抑或民族主义情绪的奇幻效果，实际上无论在“知”还是“识”的层面都未必会在既有认知的基础上有实质性的推进，对历史空间想象力的增进亦无助益。

作为大学教员，在与学生们讨论战争（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相关学术议题时，我发现一些优秀的学生常会熟练地运用一些现成的理论工具、后设立场参与讨论，喜欢大处着眼，似乎一切都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而不顾历史语境，对理论的限度、射程也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检省。他们往往懒于小处着手，人事脉络尚未理清，结论却早已准备就绪。长此以往，一个比较让人忧心的后果是，我们不断生产着概念、术语、体系，但历史中的“人”却被弄丢了，历史也被人为地简化了。

*鹤见俊辅

所以，近年来我所做的一点有限的工作，就是去试图去发现被宏大战争史、文学史叙事遮蔽掉的“人”。通过搜求大量的一手文献和文本细读，以“带有日期的判断”（鹤见俊辅语）在细节层面读出史料文献所负载的历史信息，从底层世界、周边视角重审那些我们习焉不察的“暗默知”与宏大叙事，进而拓宽对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认知和阐释空间。同时提示我会提醒学生们在思考文学史、思想史议题时，能在纯美的“鱼缸文学史”、精英思想史之外，关注更为阔大、丰富的“江湖文学史”和更具广泛影响的一般思想史。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文化问题，都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或许这种复杂、两难、混沌、犹疑、纠葛、缠绕的状态才更接近于历史、社会与人的本真。当然，这样的研究对研究者的语言水平、文献功力、知识结构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对研究者心力、耐力甚至财力的严峻考验，可这些苦活、累活总要有人做，是绕不过去的。

日本帝国并不只有一副面孔

看惯了抗战剧的读者，对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的认知或许是比较脸谱化的。军歌、樱花、太阳旗、武士刀、满口“花姑娘”的鬼子兵，千篇一律，如是而已。但实情或许并非如此。日本帝国内部权力构成极为复杂，毋宁说天皇、政府、军部、枢密院、贵族院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冲突使得近代以降的日本历史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最终使得帝国盛极而崩。对此，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更有发言权。这里，我只想借助一些文史材料从底层、周边的维度，与各位一道窥探这种“复杂性”。

首先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层面。在东条英机指挥战争期间，有一股力量认为再这样下去战争会走向失败，他们希望重新组建以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其中，细川护贞就属于这一派。他曾在日记中抱怨，“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国民还只是一味地中饱私囊以满足一己私利，不支持国家。”（细川护贞：《细川日记》）作家大冈升平在《莱特战记》中提到，“近代国家一般必须依靠由国民组成的军队。但是，国民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也有追求个人利益和家庭幸福的权利。所以，当国家无法保证士兵的参战条件时，军队就不得不下令投降。”由此可知，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冲突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指出，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战争责任，与征兵制有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自己并非自愿参战、杀人，而是被国家硬拉去的。思想家鹤见俊辅就曾有过逃避兵役的小心机。从美国留学归国后，鹤见“不幸”通过了征兵检查，但他并不愿踏上战场。由于曾有肺结核病史，他便每天饭后长跑，期待出现咳血的症状，这样就不必参军了，结果却未能如愿。事实上，明治以降，征兵就一直是个让日本官方和民间头痛的事情。民俗学研究显示，有些地方甚至将征兵检查视同成人礼，这几乎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逃避兵役。为此，一些神社和寺院还推出了专门的“逃避征兵”灵验符，许多妈妈和奶奶就会慕名前来参拜求符。由于成为入伍参军的中签率是1/30，大家都希望“幸而不中”，但是这些真心话在村里是说不出口的。所谓舐犊情深，武野武治常说，士兵在战场上临死时喊的常常是“妈妈”，而非“天皇陛下万岁”，因为母亲才是让他们扔下武器回家的人。（佐高信、加藤阳子：《战争与日本人》）战后曾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历史学家田中正俊战时曾经“学徒出阵”、作为二等兵入伍、后转为航空兵，在菲律宾战场险些丧命。他回忆自己战时在医院的见闻时称，“他们（受伤濒死的日本兵——引者）最后的话——大多是‘我有孩子，我不能死啊……’这些对家属牵挂的话。”（《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

*加藤阳子

在战争相关文艺作品中我们却似乎总能看到日本兵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剖腹自裁的情景，似乎总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之状。我最近阅读作家的战争日记、战败日记时，就邂逅了有趣的作家——海野十三。他是一位极有想象力的推理和科幻小说作家，1932年、1933年，曾分别出版了小说《轰炸下的帝都》和《空袭下的日本》。结果他的想象、预测居然一语成谶，十年后东京果真被美国炸成一片火海。在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时，海野的日记里总出现许多情绪激越的表达，他写了一个“七生报国”的条幅挂在玄关处，每天想着死生大义之事，计划在非常之时全家自杀殉国，遗书都已写好，后事亦已安排停当。沉浸在一种自我感动之中不可自拔，结果日本战败之日，夫人只说了一句“你就别死了”，他于是就打消了殉国之念。（《海野十三战败日记》）

其次是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中央公论》编辑叫木佐木胜曾在日记里记载，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时年52岁的自然主义文学大师田山花袋听信了朝鲜人在附近井里下毒的谣言便去追打朝鲜人，并夸耀自己强健的体魄。这种不负责的流言却获得了军队和官员的推波助澜，大地震后得到了广为传播，当时有六千多名朝鲜人未经审判就被自愿担任民警队的民众组织和警察打死。鹤见俊辅曾指出，调查显示，无论是十四年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日本人始终把朝鲜人放在最低的位置。在日本文学中，尽管明治以后的小说纷纷出现非日本人的人物，但很少有朝鲜人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样地，冲绳玉碎的悲惨过往及其给冲绳带来的历史余痛，在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亦皆有深刻的论述。

最后是军队内部的阶层问题。经济学家小林昇曾经作为下等兵在南方军总司令部服役。他透露说，“以寺内（寿一——引者注）总司令官为首的一些参谋及将校们，却分别住在西贡﹒堤岸等地有着漂亮的庭院和配有勤务兵的住宅里，从那里乘车到司令部上班。工作的时间大约是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左右。这些人表现出充满明快自信的神情和态度，穿着与南方气候相适宜的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军装，夹着上等皮包，进出于司令部所在地高级中学的大门。我所在的这个编成班的工作，……虽然工作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涉及战事，但一向不曾伴有战争的现实感。那是与整个作战分离出来抽象化了的工作。在这里，山川、河流或者城市，几乎连名字也不曾出现过。”而与这些在优雅的办公场所遥控战争的高级将领不同的是，底层的中下级将校、士兵则不得不在最前线风餐露宿，出生入死。曾驻守马尼拉近郊克拉克（Clark）空军基地的西原敬磨回忆当时的惨状时说：

美军在吕宋岛登陆。我们守备的克拉克基地和马尼拉陷落了。……在热带丛林中辗转了3个月，人人干瘦得不成样子，身体衰弱到拿不动一点重物，头盔扔了，手枪扔了，军刀扔了，最后连手提饭盒也扔了，只把铁水壶、布袋、罐头盒和准备自决用的手榴弹系在腰间；军靴的底子掉了，只有脱下死去战友脚上的靴子替代，没吃的了，就只有从死去战友的布袋中寻找。……一位不知名的战友脱去衣裤，露出尖尖的屁股，呈青绿色透着乌紫，他用细细的手指着屁股对我说：“战友，如果我死了，就吃这里吧！”“混蛋，怎么能吃战友？”话虽然这么说，可我的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那屁股上的肉块。（《朝日新闻》1987年7月30日早报）

*《朝日新闻》原报头

同时，茶本繁正等人的研究显示，日本兵的战争体验和战争记忆也会因服役地点、军中任职、服役年龄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果现已是90-100岁的老人，与中国刚开战时他们就基本已到了征兵年龄，这些人是以成年人的身份经历了整个战争。而那些比他们小十岁的人，是在太平洋爆发后才去参战的，而这些人未必会了解自己也是日本侵略亚洲战争的一部分。比他们再小10岁的人，则是在战时体制压迫最高峰时成长起来的，在战争结束前经历过更为强化的思想灌输。当然，战后出生、因此没经历过战争的“战后派”与“战中派”对于战争的认知差异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玛丽安﹒赫什提出“后记忆”（Postmemory）的概念，指称那些没有经历过事件本身、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的人，产生的一种对精神创伤的想象或理解。事实上，决定了当下日本人战争观的几乎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后记忆”。

所以我一直强调，要将“战中派”的“战争体验”与“战后派”的“战争经验”贯通起来。若仅有“体验”而无法将其相对化，则常常会沉浸在受害者心境之中，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看不到自己作为帝国一员对其他国家的加害一面，战争结束从“满洲国”、苏联、朝鲜等地被遣返日本的返迁者们就写作了不少这类“哀史”。而问题是，随着“战中派”一代的日渐凋零，能诚实面对过往的人越来越少，战争记忆也就随之日渐风化。而“战后派”思考战争时缺失了那种“实感”、历史临场感，可能还会缺失不少信息，“战争体验”如何“经验化”就成为一个艰难的议题。

知识人的境遇与抉择

日本文化人参与战争报道的历史是有迹可循的。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记者兼商人的岸田吟香就随军出征。七七事变爆发后，近卫内阁随即召集各新闻社、杂志社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8月又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要纲》，其后为数众多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应征入伍抑或参与到“国策文学”、“战争文学”的创作中来，为日本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关于“笔部队”与侵华战争的关系、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相关议题，中日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兹不赘述。我想补充两个易被忽略的问题点。

首先，成绩优劣或能决定生死。战时曾流行过一种说法，“一等是军人，二等是军犬，三等是军鸽，四等是文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军队中的境遇可能不如一条狗。尽管如此，学徒出阵、知识人入伍的境遇也大有不同。哲学家木田元是在“满洲国”长大的。1945年4月初到4月中旬，他在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接受教育，并在那里意识到自己的成绩与命运密切相关。第一年的时候，班级的座位是按照假名排序的，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按照前一年的成绩排序，而这又将决定毕业后的去向。在《没做成黑市交易的哲学家》中木条介绍说，“比如，第一名去海军省，第二、第三名乘坐航空母舰或者战舰，其次是巡洋舰或驱逐舰，再往后去航空队，再往后就只能是潜艇了。倒数第一恐怕连船都乘不了，去陆战队，当敌方的战车登陆的时候，多半会被命令抱着地雷什么的来个挺身而出。”甚至有人说，可以根据成绩计算出毕业后的寿命。他特别强调，数学成绩尤为重要，若这一科不够优秀，则性命堪忧。

再次，加藤阳子教授的研究显示，战争末期，知识阶层的征兵率是79%，与普通青年持平，整体上来看这已是很高的比例。日本甚至把征兵对象瞄准了旧制中等学校以上的知识阶层，这些柔弱的知识分子、学生被带到了瓜达尔卡索和莱特等地。事实上，原本帝国大学的学生是可以享受征兵缓期的特殊待遇，受到了在别人看来不公平的保护，但到了战争后期，兵源短缺问题严重，因此政府强化了对知识阶层的征兵力度。相关政策一经推行，便受到了民众的拥戴，因为知识精英们享受的特殊待遇不复存在，征兵“公平化”了，这就是所谓“不幸的均沾”——“别人的不幸中有蜜的味道”。这种而今看来虽有些阴暗、但又似乎极为平常的、“看不得别人好”的平庸心态，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会决定人的生死。而对很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而言，军队或许是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是他们能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因此不会感到不幸；然而，在日本战死学生手记《听，海神的声音》中就没有肯定战争的声音，因为他们原本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

*《听，海神的声音》海报

鹤见俊辅说自己对法西斯主义曾有过误判。他曾支持国粹主义、排斥欧美文化，而这些都只是出于对享受着西洋文化的城市富裕阶层的反感。后来之所以能慢慢了解到日本所宣扬的“东亚解放”只是一套精致的谎言，不仅仅是因为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也有爪哇从军的经历。没有这些经验，就未必能认清法西斯主义的实相。或许，这也是我们思考知识阶层战争认知及其抉择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这些年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文化界、思想界难道就没有“反战”的声音吗？我想，我们必须注意“反天皇制”、“反军部独裁”、“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认真去甄别，你会发现，真正称得上“反战”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有时我们从受害国立场上或许会期待有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甚至一厢情愿地赋予一些作家、作品以“反战”的正义化认定，但实情却并非如此。从1920-193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政党政治都遭到了军方严酷的弹压和剿杀，知识人、文学家以亚洲诸国为指向的公开反战变得不再可能。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抵抗与反战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于公开出版物中。

*永井荷風，摄于1927年（昭和2年）8月

例如，不同于菊池宽、佐藤春夫、保田与重郎等在战时活跃的作家，唯美派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两位文坛巨匠或以断绝与外界来往、或则困守于耽美世界，以一种“不合作”的消极姿态度过了艰难的战时岁月，在那个极端的年代，沉默也需要付出极大的道德勇气。谭晶华教授领衔翻译的多卷本永井荷风日记《断肠亭日乘》中文版不日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届时我们可以从中一窥艺术抵抗者的心境。而“反战”尽管在公共领域难以存续，但在私人写作层面是却不难发现其印记的，我想在这个意义上介绍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致辞中高度评价了乃师渡边为造就正派的人道主义日本人所付出了艰辛努力：“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我在阅读《渡边一夫﹒战败日记》时，深深地震撼于其博学、理性与明见万里的睿智。他对军国主义政府欺瞒性的宣传口号、对法西斯主义的深恶痛绝、对知识分子软弱的自责、对民众愚昧软弱的愤恨都被一一写进了日记。在军国主义恐怖气氛笼罩一切的暗夜里，能照亮漫漫长夜、让今人看到时人尊严的，唯有这般智识。

“战败”意味着什么

去年年底上映的《决战中途岛》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那场决定了太平洋战争走向的大战。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场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日本自此由攻转守。自那以后，战事日渐吃紧，战争朝着失败的方向发展。即便以“8﹒15”为界，虑及战后处置相关国内、国际问题，“战败”也都可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应对这场规模巨大且耗时长久的战争，帝国强化了对物资及人力资源的动员，构建起了所谓“总力战体制”。当然，由于战争消耗巨大，战争中后期民众生活困苦难当，文化人的心态也因此发生了诸多变化。作家阿刀田高在《茫然有所思》（收入《孩子们所经历的8月15日》）一文中提到，他的一位在海军某研究所从事材料力学研究工作的表哥，某日捡到了一枚美军投下的燃烧弹弹壳，无限感慨地说：“战争拼的就是钢铁啊！”因为他发现即便是这种用过就扔的物资，美国的用料都如此精良，日本相形见绌。

*阿刀田高

一直对军部、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作家中野重治，先是于1942年2月1日在《日本学艺新闻》中发文表示，“近日，某种机缘终使我意识到数年来我所坚定不移的道路是错误的。这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也就不多说了。而今，我决心从一直以来的歧途走向正路。”同年2月17日，他又致信原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文坛操盘手——菊池宽，请求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在这封五千余言的长信中，中野对其个人心态做了更为详尽的自剖：

我觉得自己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立场还不清晰，也几乎从未努力搞清楚。我考虑过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但还不清楚究竟应站在怎样的新立场上。当然我很清楚，作为国民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但从单方面来看，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作为国民而存在的。可时至今日，光有这些想法还不够，我就更是如此。要想看到更加光明的前途，自然是不能通过那种不着边际的方式树立自己的信念。现在我想，为了日本民族的强大统一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二者能完美结合的发展，我要写作。简单来讲，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让民族更为统一、国家力量更加强大的构想，我要继续写下去。

至此，广受尊重的中野已明确地放弃了自己的一贯立场，转向了国家主义。在1940年代的政治语境下，是怎样力量迫使那些批判者们放弃了抵抗和批判立场的。生活的困顿、周围的孤立这些形而下的问题自不待言，或许，这其中还有着对战争正义性转换的错觉。现代正义战争论的主要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中的核心论点便是，自卫战争就是正义战争，侵略战争是非法战争。他说，如果其他国家前来侵犯，那就是国家的主权遭到了侵害。这种侵犯会使得受国家所保护的个人追求自由和生存的权利面临危险。所以面对侵略，为了保护这个共同体，个人责无旁贷地必须起来战斗。（高桥哲哉：《反﹒哲学入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战争后期，美国进攻日本本土所制造的“国难临头”、“家园不复”的现实境遇，对批判者们产生的精神撼动或许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点。

由于美国轰炸日本本土，1944年6月底，日本政府决议通过了《学童疏散促进纲要》，以强制性、集团式的方式疏散城市小学里的低年级儿童。这使得日本城乡在短期内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异动。广岛、长崎遭到美国的原子弹打击，情况极为惨烈。战后，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盟军共计遣返了500万名以上的日本人。同一时期也协助居留在日本的前殖民地人民（比如朝鲜人、中国人、东南亚人）返回各自祖国，人数超过100万。这就极大改变了日本的人口、社会结构。这些问题，与之前谈到的日本国内的阶层问题、GHQ对日本的占领与改造问题、战败后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冷战背景下的日美关系/日本与亚洲诸国关系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衍生出了诸多新的社会和思想问题。比如，何谓“日本”，何谓“日本人”，对日本来说亚洲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于亚洲、对于世界而言日本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近代的自我”，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生者与死者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了战败之时、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和思想的表达，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活着回来的男人”身上的时代印记

在这些为数众多的返迁者中，有一位平凡的日本兵，名叫小熊谦二，他是著名学者、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的父亲。谦二是从苏联被遣返回到日本的，儿子英二以其与父亲的交谈为基本史料写作了一本《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以父亲一生经历讨论了历史中的个人，或者说个人身上负载的20世纪日本历史。这是一本内涵极为丰富的著作。小熊英二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学者。近年来，他的著作《改变社会》《平成史》《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和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被陆续译介到国内。英二的父亲谦二是1925年生人，而日本的昭和时代始于1926年，因此可以说，谦二的一生完整地覆盖了昭和史，2015年英二为这本书所撰写的后记显示，那时老先生依然健在，或许他已经完整地走过了平成史，所以小熊英二说他的父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历史”。而谦二愿意将自己所见、所思和所想说出来，这种立此存照的作证者姿态也是极为可贵的。小熊英二和上野千鹤子曾经对鹤见俊辅做过一次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访谈中，鹤见提到了一种兼顾公、私历史的“全历史”（Total history）写作范式。小熊的代表作《“民主”与“爱国”》可以说就是这类写作的典范，《活着回来的男人》亦可作如是观。此书是小熊谦二的生命史，同时由于兼治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小熊英二之论述贯穿了每个时代的经济、政策和法制状况，因此谦二的人生得以在历史中确立坐标，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变得鲜活起来；同时，昭和史、平成史也被一个鲜活的生命所点亮，被赋予了人的温度。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将其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对历史中的人的思考都融汇其间的笔法非常的“小熊英二”。这种“全历史”写作范式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

*小熊英二（Eiji Okuma） 东大国际社会科学博士，现为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专攻历史社会学・相关社会科学。图为其参与反核电运动演讲。

    同时还需注意，如果说谦二是“20后”，是“战中派”，那么1962年出生的英二则是“60后”，是标准的“战后派”，本书记录了父子二人跨越代际、毫无芥蒂的坦诚对话。如前文所述，在处理和思考战争体验、战争记忆时，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体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战中派如何传递战争体验，战后派如何继承下来并将其转化为“战争经验”的问题。书中，英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着常识、懂得常理的常人的一生。谦二代表了日本平民社会的“均值”，他有着常人的欲望、烦恼、痛苦、恐惧和畏缩。例如，在谈及自己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凄惨经历时，他讲过如下一段故事。外出作业的俘虏同伴，有时会把早上配给的黑面包留下藏起来。一天，他因腹泻留在战俘营休养，同样休养在兵舍里的伙伴则劝诱他一道去偷室友的东西吃。于是，谦二就加入了他们，找到这些食物吃掉，却留下了深深的罪恶感。他说：“如果偷苏联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却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和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看过太多的精英名作、英雄故事、巨擘伟业，须知，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平均值”却是印刻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而他们的喜怒哀乐并未引起历史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然而，近代日本由一个东亚弱国迅速崛起为列强之一、却最终盛极而崩的历史进程，没有一个个平凡而具体的个体参与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复数的有生命、有温度的个体之总和（也就是孙歌先生所强调的“人人”的观念）。《活着回来的男人》让我们看到了这平凡而具体的亿万分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一只解析20世纪日本历史的“麻雀”。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小熊英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者: 黄耀进，2017

多年前的某日，我开着车，偶然听到电台播放着朴树的《白桦林》，听到了那句“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随即把车停到了路边，在手机备忘录里匆忙记下了这句话。这是首老歌，但那一天那一刻听到后，猛然感到一阵惊心动魄。是啊，兵荒马乱、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岁月，大历史中的小生命究竟应该如何记录，由谁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谦二以受访者真诚的自我表达、英二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面对历史的真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证明、一个历史的缩影。唯有这样的著作，才能为我们重建面对历史的“临场感”和温度感。小熊英二特别强调描述一个平常人——小熊谦二的方法论意义，在他看来，正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而非什么特殊人物，因此他的抉择和行动是可能扩散到其他人身上的，这一观念与我所强调的“均值”意义是相呼应的。

精英中的“异端”

在接受小熊英二、上野千鹤子采访时，鹤见俊辅指出，近代以降日本知识分子普遍都患有“第一病”。因为优等生总是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或者命题人的意图，然后在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姿态，与掌握权力者协调立场，并给出正确的答案。在民主主义盛行时就高喊民主主义口号，在法西斯主义掌权时就追随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在战争时期，无论是优等生还是后进生，无论是主动投怀送抱还是被裹挟其间，知识阶层绝大多数都协力了战争，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其他选项。尽管如此，在这场“大合唱”中依然有些不应被遗忘的“异端”分子。

*左为服役期间的谦二，右为谦二在疗养院

鹤见俊辅与小熊谦二是同代人，都是20后。俊辅出身于政治精英家庭，背景显赫，外祖父后藤新平先后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首任满铁总裁、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和东京市长等职，其父鹤见祐辅也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鲁迅翻译过他的《山水﹒风景﹒人物》。祐辅与后藤新平之女爱子的婚介人正是东京一高的校长、祐辅的老师、《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但鹤见俊辅是属于政治精英二代中的一个比较特异的存在，他对优等生、精英思维一直有种异乎寻常的反感。在其一生中，他常常选择站在弱者、败者一边的，他管这种思维叫“黑社会道义”。俊辅16岁就远赴美国留学，考入哈佛。战争中，他选择在日本败局已定之时回到母国并加入海军，理由是不愿意作为胜利者趾高气扬地回来，他打定主意要在战败一方死去。俊辅曾说，自己哲学研究的根就是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是可以以其家庭、以其父母为方法的。战后，鹤见俊辅以其父鹤见俊辅及其说代表的政治、知识精英阶层为对象，发起了对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性批判，组织学术同仁进行“转向”专题研究，这项研究成为他一生中的标志性成果。与很多人对自己抑或亲友的战时经历讳莫如深、抑或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做法不同的是，俊辅选择了一条大义灭亲的道路。在他看来，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整体堕落与前文提到的“第一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与此相反，恰恰是渡边清、加太浩二这些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

参军入伍的切实经历让塑造了俊辅的战争观。在1966年“越平联”（日本市民为了反对越南战争而结成的反战团体，1965-1974）活动时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表示，“‘不去杀人’是我反战的根本原则”。在与小熊和上野的三人谈中，他坦言“杀人”的问题在战后一直困扰着自己：“当时如果对我下达了‘杀敌’的命令，我会怎么做呢？虽然是想要拒绝服从命令决心自杀，但在战争中每天都在恐惧度日，说不定会屈服于这种恐怖，听从命令”，“所以战后我想的是，要做一个能一口气地说‘我杀过人。杀人是不好的’这样的人。”

在访谈中，俊辅高度评价了他的小学同学——1922年生人的中井英夫，并明确表示“我跟他的政治立场特别有共鸣”。中井与鹤见有个共同点，他们都与自己战时曾任高官的父亲关系不洽。英夫之父中井猛之进是一位植物学家，1942年他以陆军司政长官的身份在印尼雅加达附近的一个植物园任园长，从事关于植被、生态的田野调查，1943年时已经享受中将待遇。在旁观者鹤见俊辅看来，“中井英夫觉得，那家伙吊着军刀真是混蛋，这种厌恶感跟对战争的憎恶连在了一起。他因为不愿意从父亲那里拿钱，就从东大退学了。”中井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人。战后初期盟军总司令部（GHQ）发起了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作家自然也在劫难逃。196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深夜丛书社的主事者斋藤慎尔因要出版《中井英夫作品集》之故而曾与他频繁见面。某日，斋藤在与中井的交谈中高度评价了吉本隆明对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讴歌战争的诗歌所进行的批判。于是，中井找出了自己战争时期写的日记并告诉他，批判高村这事儿自己在战争期间就做了，比吉本要早多了。这本日记随即引起了斋藤强烈的兴趣，并最终得以出版。

中井在21岁时应召入伍，在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做密码工作。在如此特殊的地点、特殊的职位上，中井在其个人日记中表达了对愚蠢军部及其欺瞒国民、发动战争之行径的嘲讽，他希望每个人都能站起来反抗军部，并认为这才是“人性的胜利”，在日记中他不断强调这种“精神革命”的意义。用好友鹤见俊辅的话来说，这“完全是一部憎恶战争的日记，太了不起了。连我都还有顾虑，没有那样去写。那样的反战思想，他就一直在三宅坂参谋本部的密码兵营房里写日记，那是把命都豁出去了呀。”日本战败前后，中井生病入院，昏睡多天醒来后的第一反应便是，不能让美军看到那些会对日本不利的话，于是撕掉了日记中痛骂天皇的那些话——其实他也是有所畏惧的。但更为可贵的是，中井决定出版自己的日记是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倾向变得显著起来，这让对“职业军人的无知与傲慢在生理上感到难以忍受”的中井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感到，必须将自己和周围的战友对于战争的厌恶、憎恨结集成册并出版。他愤怒地表示，“大家对那些全然不顾世界发展的大势、将显而易见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的欺瞒，难道不会觉得恨之入骨吗？即便一本社会科学的书都不去看，就凭自己的体肤感受、以灼烂的皮肤不就能感知到他们是错的吗？”他在用自己的真实感受、对战争的真实记录，来对抗那些美化侵略战争、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言行，这一指向现实的介入意识在今天看来尤为可敬。

战争的历史从未远去，战争的风险亦从未远离，当然与此相伴相生的是，“反战”话语也不曾止息、更不曾随风飘散——往事并不如烟。然而，就像加藤阳子所指出的那样，“学者总想要依据井井有条的逻辑来讲述‘反战’。但是，直接表达出他们厌恶战争而骚动不已的心情，甚至不惜撒谎来逃避兵役的心情，难道不好吗？我感觉如果学者不从这里开始讲，就很难成为广泛的‘反战’运动。”在玄虚、迂远的理论之外，我们是否看到了那些丰富、具体、有温度的生命，是否听到了那些被主流叙事压抑的悲戚之声，能否感知到那些“为抽屉写作”者的灵魂之怒，这些都是战争结束75年后的我们应去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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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云波     图源 | 网络